传递温暖 播洒文明——昭通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纪实

将该类利益相关者作为个体定向联系对象，就是对最广泛普遍联系对象的范围限定，并根据其影响或受影响的不同方式，依托差异化的制度载体来实现有效参与。

对于政治问题的合宪性审查而言，应构建规范的柔性纠正机制，淡化责任追究，而着重于解决违宪问题。因此，一方面，在宪法变迁语境中，权利保障和宪法秩序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违宪并非禁区这一观点成为共识，适当作出违宪判断和违宪宣告亦成宪法发展的趋势。

由于国务院并无对地方性法规撤销、改变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拥有对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和撤销权，故国务院主管部门通过提起合宪性审查建议，可以确保地方性法规中存在的违宪问题得到终局性解决。据中国知网的学术论文统计，十九大以后以合宪性审查为篇名的成果数量约达此前的8倍，已超越违宪审查宪法监督宪法司法化等术语，呈现出学术研究中主流用语的嬗变。对备案审查制度而言，这一独特的制度规范评价过程，正是其为自身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展开所预留的极具可行性的手段。[23]参见[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4]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郑磊：《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49-55页。

[22]这就要求在合宪性审查的话语逻辑中，体现对设定规范的行为赞同、鼓励的积极面向。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相关规范性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的制度，笔者称之为要求型审查制度。[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宪法作为根本的基础规范，无论抉择何者优先，均依赖于宪法的塑造和形成——宪法既确认了国内法律秩序的框架（人民主权），也确定了接纳和承认国际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及其范围（国家主权）。作为国家正当理由的对内主权，目前形成以人民主权为主流的理论和实践。[67]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在人民主权方面，民国政府名不副实，并未真正落实民主制度。

瓦特尔最早系统论证了国家主权的平等，侏儒和巨人同样为人，小国和最强大的帝国都是主权国家[18]。[7] 参见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第43页。

关于后者，五四宪法创设了相对集中的权力体系，以有效应对侵犯国家主权的侵略战争：全国人大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8]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133页。关键词: 人民主权 国家主权 全过程人民民主 总体国家安全观 宪法既是主权意志的规范表达，也是行使主权权力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人民民主国家指向人民主权原则，面临转型期的社会利益结构分化，面临利益表达诉求多元化，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民主凝心聚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105]。

主权概念由内而外的拓展，实则取决并契合于各自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由此可见，经过近代以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历史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和革命的中国最终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或者说塑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面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严峻挑战，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促使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体制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迟缓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国家主权得到空前巩固。[42]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页。

近年来，因应公法学和政治学领域找回国家的呼声，[5]主权原则对于理解中国宪法和国家建构的意义得到重新评估，例如有学者提出以主权概念为基础形成中国的国家学说，[6]也有学者主张以主权为切入口提炼中国宪法的核心范畴[7]。再次，五四宪法建构了民主的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体系，增强了人民主权的制度保障，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宪法草案关于国家机构和人民权利的各项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民主化的发展[56]。

[102] 张春生、许煜编著：《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三是主权作为正当论证。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载前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1页。[8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第9页。第2条进一步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直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69]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3页。[41]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在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真正实现了政治主权的自立和自主。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明确宣布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98]。再次，《共同纲领》塑造了人民主权的经济基础。

[37]由此，《共同纲领》针对不同阶段和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规定了差异化的政策，明确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94]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6-1567页。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拓宽了国家主权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彭真在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谈话时强调，序言要有，写历史，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主张问题，而是历史事实[77]。

据此，中共中央军委在1956年明确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4]。[8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载前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478页。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共同纲领》时，教育界代表林砺儒指出，今后教育工作要以工农为主要对象，他们是今后建设国家的主力军，他们在反动政权压迫下，与文化教育隔离。在就建政方案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34]。

五四宪法以过渡时期总任务为体，以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为两翼，使得主权原则在宪法文本中得到系统展开与有效落实。在人民主权方面，宪法增加规定了直接民主形式，要求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创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强化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及其保障。

因此究其起源而言，主权概念双重面向的理论使命是贯通和延续的，二者都旨在弱化宗教因素对世俗政治的影响，为近代国家的兴起铺设了基石。文明的中国——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科学的文化教育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反思了彼时政制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双重扞格，中国政治既称民主，战时又应集权，但我们在应该民主的地方，如人民的合法权利却常受非法干涉，人民的战时动员却常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而在应该集权的地方，如政府组织却尚不合战时体制[66]。

人民主权解决了人民为什么要爱国这个前提性问题，概因国家是人民的共和国，因而值得被热爱与托付。既对内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又对外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二、主权原则作为《共同纲领》的立国原则主权概念在清末被译介到中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64年《万国公法》中首次使用主权一词。宪法既是保障人民主权的根本法，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最高法，联结起主权的双重面向。

由此，五四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普遍选举权，享有各种言论表达自由，并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85]宪法序言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荣毅仁指出，此处讲的是人民，中国人民有革命传统，这与改朝换代是两回事。由此，五四宪法前两条共同塑造出人民主权的复合结构：国体条款确定了人民主权的归属，政体条款则指明了人民主权的实现方式。

[23] 参见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297页。首先，《共同纲领》界定了人民主权的领土范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